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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思形成蚯蚓的男人和一个思形成鹅的女人

gecimao 发表于 2019-03-11 19:34 | 查看: | 回复:

  处于东南一隅,梨园戏传承悠久,却也有当代的灵魂。如何才能激活传统中那些珍贵的价值,使之成为人类世界里平等、无愧的一员?这不只是热爱传统的剧作家、天才演员的难题,也是中国几代创作者共同的难题。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辩论、创作的时代。

 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,王仁杰是今天最好的剧作家之一。他是泉州人,典型的闽南人长相,口音也很浓重。他喜欢喝茶,抽烟,美食。前几年中风之后,不能吃油腻食物了。可是到江南巡演,每餐都有红烧肉。王仁杰眼睛盯牢了桌上那一盘,盯着盯着,冷不防伸出筷子:一块,就一块。

  以前,他用蝇头小楷写剧本,中风之后,也不用毛笔了,用手机写。更多的时候,不写,写剧本太累了。

  元宵节前后,泉州有梨园戏汇演。戏迷、学者、记者到了泉州,王仁杰不拘身份,一起招待。先喝茶,茶馆老板坐在正中,运筹十几个茶杯,一一分发。闽南喝茶的风气惊人,每家店铺,不管卖什么,有没有客人,店中央都放着茶桌。王仁杰宣布,今天我们喝的,是三十多年前的铁罗汉。老板补充说,86年的。北方人纷纷发出了惊叹声,听起来都是不明觉厉。

  然后,他请大家吃饭。别人都走在骑楼下的人行道,只有王仁杰走在车道上,从背影看,一条腿还不太灵便。走着走着,转身就穿马路,也不管路上的车。到了地方,看见门就推那扇门堵了一半,并不常用,而正门就在前面。包间里,玻璃转盘上放满了菜,泉州的名菜,醋肉、炒鱿鱼、海蛎煎、醋炖鲤鱼他一边抽烟,一边劝大家,吃啊,你们怎么不吃。自己却不吃。劝了半天,他突然说,还是苍蝇馆子最好吃!

  在我的想象中,戏很难写,难于一般的舞台剧。戏曲综合了各种艺术,需要掌握的手艺太多。写一出戏,相当于西方的诗剧,但要加上音乐,或是歌剧,又要加上舞蹈,或是音乐剧,可是语言另是一门。尤其是语言,对当代人来说,古文就像外语,甚至比某些外语更陌生。

  王仁杰却说,这不难。1950年代末,他读高中时,一次偶入梨园剧院,想去看看热闹。那天演的是老戏《吕蒙正》。他一下子入迷了,此后每天放学都去看戏。看得熟了,很多戏文都能背,这是他打下的童子功。

  王仁杰成长的1950、1960年代,戏曲还是大众艺术。电视刚刚诞生,电影不够普及,八个样板戏还没有出现,当时,各种地方戏是老百姓最重要的娱乐方式,也是政府看重的宣传工具。一系列对旧剧目的抢救、改造,将原本散落民间的戏班、伶人体制化,戏曲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。

  泉州一带,自宋元以来,就是对外贸易的中心,商业发达,也有其深厚不移的文化传统,戏曲种类很多,人称“戏窝子”。梨园戏是其中一种,它的传承久远,剧目多讲爱情婚姻,活泼幽默,很有观众缘。但是由于远离政治文化中心,再加上语言的隔阂,很长时间内,梨园戏都局限于东南一隅,直到1980年代,王仁杰的创作,使得梨园戏慢慢走出了闽南方言区。

  “文革”结束后,王仁杰开始创作梨园戏。1988年,《节妇吟》上演。1994年,《董生与李氏》上演。这两出戏,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。

  王仁杰用毛笔写作,毛笔写得慢,他必须反复斟酌,下笔准确,简洁。他的每个剧本都不长,不过五六千字。总是拖到不能拖的时候,熬夜写,一壶茶,一包烟,一晚一折,一个礼拜写完。

  尽管年轻时想做文学家,热爱苏俄文学,但是自从写梨园戏以来,他就很少看长篇小说了,怕自己受到别人的影响。他喜欢从中国古代的笔记里寻找题材,往往几十字,几百字,给他灵感,也给他发挥的空间。《节妇吟》、《皂隶与女贼》,都是这么来的。

  《董生与李氏》稍微复杂一点。1990年代初,有人给王仁杰看了一篇小说,是作家尤凤伟的短篇小说《乌鸦》。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当代农村的罪案。王仁杰看了一遍,就还给了对方。还是一样,他不愿意多看,怕被影响。但是其中的一些情节,却留下了印象。当时王仁杰正在构思一个人物。孔子说,“君子有三畏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”,他加上第四畏,“畏妇人”,创造出一个名叫董四畏的老秀才。借鉴《乌鸦》的部分情节,又回到自己擅长的古代文人世界,写了一出秀才与寡妇的故事。

  彭员外死去之后,委托邻居董四畏,一个畏惧女人、严守道德的迂夫子,帮他暗中监视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,不许她移情改嫁。董四畏忠于所托,日里窥视,夜里也趴在墙头,从监视、怀疑,到爱上寡妇,二人好和,“进来容易出去难,闺房变成白虎堂”。就是这样一个理与欲斗争的故事。

  王仁杰的剧作,有一种散文式的风格,是戏曲界的沈从文、汪曾祺一路。他推崇含蓄、留白的美学,不追求强烈的戏剧冲突,不树立极端的人物,而是注重细微的内心变化,对每个角色都充满善意、温润的理解。这样的剧本,也给演员、导演留下了很大的空间。

  看《董生与李氏》的时候,我想到自己的一段经历。我曾上过一学期舞台剧创作课程,学习如何编剧。我问老师,舞台剧里,是编剧重要,还是导演重要?我的意思是,现在都是导演中心制,编剧即使写出了剧本,还不是让导演改来改去,那写了有什么意思呢?老师想了一想,说,我觉得演员最重要。当时,我以为老师是在敷衍我,怎么可能?演员不是听导演的吗?看了《董生与李氏》和其他梨园戏之后,我却充分地理解了这句话。剧本写完,仍处于未完成状态,有待于舞台实现,但是关于舞台,导演不一定是中心。演员有可能和编剧、导演一样重要,她(他)是那个天地钟情、凝聚并散发全剧魅力的人。尤其是中国戏曲,演员的身体,由于天赋,由于日积月累形成的身体记忆(所谓功夫),已经形成了美。文字无法涵盖这种美,舞台上无法忽视这样的美。而一个好的演员,不仅展现美,还凭借领悟力和想象力,参与创作,使得美富有强大的感染力,舞台因此完全活了起来。

  1994年,《董生与李氏》上演之后,被称为几乎无可挑剔的罕见之作。新编而成为经典,直到今天仍在演出。尽管演出机会不多,尽管收益极少形同公益,但是无论内行,还是圈外人,只要看过,都称赞不已。它在每个环节都极好。饰演董生的龚万里,将董生的迂腐、欲望萌动,到承认欲望、发现儒者之勇,这一过程演得活灵活现。而扮演李氏的曾静萍,戏份虽不如董生,却在背后牵动着整出欲望之戏。当时她才31岁,正在成为梨园戏的一个传奇。

  有人说曾静萍是天才,王仁杰并不赞同这种看法,他提醒人们,要看到曾静萍的勤奋,也要看到在她背后,有许多人在默默付出,而梨园戏自身,也有其丰富的土壤。但是,过了一会儿,他也忍不住说,哪里来的这么一个怪才。

  见过曾静萍的人,都会感到惊讶。因为她在生活中与舞台上完全不同。2010年,在北京举办了一个“曾静萍表演艺术”研讨会,一位学者看着曾静萍走神,在她身上怎么也找不到台上那个风情万种的样子。王仁杰看穿了他的心思,问他,你看生活中的小曾像干什么的?他说,四川来的保姆。王仁杰说,不对,四川来的保姆还会打扮,她像陕西来的保姆,质朴。

  曾静萍对于这一点,并不掩饰,也不介意。采访的时候,她穿着运动服、运动鞋。她说,有时候和儿子一起出门,别人以为她是武术教练。生活中的曾静萍,另有一种魅力,她聪明,爽朗,幽默,有时还有点无厘头。当我就一些资料求证的时候,她一边倒茶一边说,哦,你已经看到那些了?那你照着抄就好啦。然后一阵大笑。

  曾静萍比王仁杰小一辈。她成长在“文革”期间,父母都是话剧演员。在一篇回忆文章里,她说,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,就经常被带到舞台上,生来对灯光布景就不陌生。小时候,她经常跟着父母,到乡间、军营演出,在文艺宣传队里混。有时候缺小演员,有人说你要不要来一下?来就来!她不怕上台。那时候地方戏已经禁演,演的都是样板戏。和很多女孩一样,曾静萍最喜欢芭蕾舞《红色娘子军》。她有一双好脚背,别人站脚尖要练很长时间,她却很容易。12岁时,北京舞蹈学院来招生,她想去,父母阻止了。他们做了一辈子演员,觉得这行实在太辛苦,他们不舍得女儿受苦,也不舍得女儿离开自己身边。妈妈说,你再跳,就打断你的腿。曾静萍只好把兴趣转入了地下。

  1977年,泉州戏校恢复招生,招收“文革”后第一批梨园戏演员。14岁的曾静萍偷偷前去报考,那时她还不知道梨园戏是什么。

  但她没有考上。落选的原因是“声带小结”。曾静萍说,“如果我很优秀他们也不这么说了,估计也是不怎么优秀,是吧?”过了一段时间,一个录取的学员没有去,学校又通知曾静萍补考,补上了那个名额。那时开学已经一个月了。曾静萍一直留着戏校的入学通知书,入学时间原本是1977年4月1日,她的那份通知书上,“4”划掉,旁边写了一个“5”。

  一般戏曲的学习,打好基本功后,老师会按照每个人的特点,帮学生确定行当,小生、花旦、武生、丑角等等。梨园戏也是如此。在戏校,前两年打基础,第三年开始,学习剧目片段,定行当。当时曾静萍很不起眼,她在变声期间声音变得很粗,个子小,脸也不算漂亮,没有特色,一直定不下来。排演时,按照角色的重要程度,分为A、B、C组,她在C组。生也演过,旦也演过,丑也演过。经常跑龙套。有一次,她和同学们去参加福建省的中青年演员比赛,同学都得了金奖银奖,就她得了铜奖。评委问她,你是什么行当?她说:不知道!说完就哭了。

  曾静萍是狮子座,好胜心强,在戏校过得不太开心,自卑,也抑郁。但是她有她的排遣方式。她很调皮,也很叛逆,喜欢的课就用心,不喜欢的课就逃。有时候她搞恶作剧,把戏里的道具银子换成葡萄,或是橘子。当时学校有十几位老艺人,穿的都是黑衣服,她觉得样子很好笑,就跟在后面模仿他们,逗大家乐。老师对她无可奈何,有的老艺人反而喜欢她的机灵,给她糖吃,追着她说戏。尽管,当时的她并不太理解。

  1980年代初,王仁杰整理了一出梨园戏的传统剧目《李亚仙》,这是一个名妓和书生的爱情故事。上演时,曾静萍演书生的书童来兴,只有两场戏。曾静萍说,小女孩都不愿意演小书童这种角色,穿着很难看的衣服,傻傻地站在那儿。但是没办法。有一场戏,名妓和书生见面之后眉来眼去,来兴站在那儿傻看有些别扭,导演就让她坐在门外等。曾静萍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尴尬难受,就不停地抠腰上的穗子。结果演出时,观众都笑了,觉得这个书童很可爱。接下来,名妓进去了,书生吃了闭门羹。曾静萍想,这时候来兴应该是什么反应?他肯定会跑到门边听一下,或是看一下。于是她走过去,在虚拟的门边,从上面看到下面,还装作在听的样子,在那儿“穷作戏”。

  这场“穷作戏”,使得后来王仁杰特地为来兴多加了一场戏。也是这场“穷作戏”,给导演苏彦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排另一出传统剧目《朱文太平钱》的时候,他让曾静萍饰演剧中的女主角,一个叫“一粒金”的女鬼。这出戏是宋元南戏的残本,讲的是女鬼变身为人,爱上书生朱文的故事。现存的只有三场,都是变身为人之后的故事,对鬼没有太多刻画。曾静萍又开始琢磨了,人鬼之间如何过渡呢?

  在一场演讲中,曾静萍回忆了这次表演的细节。一出场,女鬼戴着纱,没有表情,清唱一段,飘飘渺渺。第二次出场的时候,面纱拿掉了,她提着灯,拿着手帕,穿着粉红色的衣服,这时她还是鬼,却和第一次不一样了。接着,书生朱文出场。女鬼走到书生的门前,手帕一挥,敲门。这段表演跟刚才又不同,因为她是鬼变的小女孩,眼神和动作里要有跟人不一样的、特别快、特别灵的“鬼气”,霎那间的眼神、表情、动作幅度、力度,都不一样。朱文打开门,四处找她,她一下子伸手,搭在书生的肩膀上。曾静萍说,这时是真正的小姑娘了,完全不是鬼了是我!我在这儿呢!

  由于她加入了自己的想法,没有完全按照原来的演法,受到一些老艺人的批评,演完后,曾静萍整整哭了一天。但是王仁杰和导演苏彦硕都很欣赏她,觉得她演得很“灵”,很有舞台效果。从那之后,曾静萍的行当慢慢确定了下来,就是机灵活泼的二旦。1988年,剧团选中她出演王仁杰编剧的《节妇吟》。1994年,又演出了《董生与李氏》。

  现在回头看,曾静萍觉得,戏校时没有定下行当,也有好处。她不拘一格,善于创造,在《节妇吟》、《董生与李氏》最初的演出中,她揉进了古典舞蹈动作。最重要的,是她善于琢磨人物内心,追求人物的细腻变化。人们普遍认为戏曲重程式、轻内心,戏曲几乎变成了程式的展览,曾静萍的表演却很“入戏”,很有感染力。但是,她说,戏曲演员的“入戏”,和影视演员、话剧演员很不同,不能完全入戏,要依据情感和心理的变化,来选择程式,就像选择舞蹈动作一样,再慢慢修饰自己的形体,使得情感与身体合二为一。这时一切都顺了,就像呼吸一样,自然而然地动作。这是难上加难,却也是层次更丰富的艺术。

  在一篇文章里,曾静萍写道,她经常想,做完这出就立马走人!但是只要站在舞台上,她就“全身贯注地调动一切能集中的精力,全力以赴地放纵自己,进入一个肆意的艺术空间。这是一个演员最忘情的时候,这种感觉是那样的自然而痛彻,坦然而别样。”

  很多人就是因为曾静萍的表演而迷上梨园戏的。她出现在舞台上,就是美的,而且,这美充满生机。

  由于《节妇吟》和《董生与李氏》的女主人公都是寡妇,再加上王仁杰的另一出戏《枫林晚》,也是以寡妇为主角,王仁杰被称为“三寡作家”。他说到这里的时候,鼻子里哼笑了一声。为什么要写寡妇呢?王仁杰说,寡妇门前是非多嘛,有戏。他不愿意讲什么主题、理念,反封建之类,也不想多提早年的这两部成功之作。

  在《节妇吟》和《董生与李氏》之间,王仁杰还写过别的剧本。当时,他在一本明代的小说里看到了陈仲子的故事。王仁杰想,老写那些才子佳人也没意思,陈仲子这个人好像还没有人写过。他花了一个礼拜,写出了《陈仲子》。

  陈仲子是战国的思想家、隐士。当时,家国存亡未卜,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和辩论根本问题。在思想竞争中,孟子、荀子、韩非子都曾提到陈仲子批判他。陈仲子出身于齐国贵族,严于律己,以道德操守为至高追求,所谓“贞廉”。他在家时十分苦恼,因为住的吃的全依赖做高官的哥哥。在弱肉强食的乱世,高官俸禄显然是不义之财,陈仲子想,自己所过的,等于不义的生活。于是他下了决心,和妻子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,做草鞋、纺麻,勉强度日。

  在《孟子》中,齐国的一位将军匡章对孟子说,陈仲子这样,岂不正是道德高洁的人?孟子说,陈仲子了不起,在齐国的文人里,是数一数二的。但是,养浩然正气、积极入世的孟子,必定不会赞同陈仲子的作为。在竖起大拇指之后,他有了转折:陈仲子要求的那种道德,只有蚯蚓能做到。蚯蚓吃的是土,喝的是地下水。陈仲子能保证自己山里所住、所吃的,都来源清白吗?孟子的话再往下延伸,也许就是:只要居于人世,必然沾染上不义不洁的东西。

 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,有人称赞他的道德,有人嘲笑他的迂腐、假仁义。他事关一个重要的问题:在乱世中,知识分子如何选择?

  比起战国人的议论,明代的小说增加了许多细节,但是它仍然缺少贯穿始终的情节,王仁杰就把这些小小的故事,像冰糖葫芦一样串了起来,分为六出:《辟兄离母》、《碎坛绝食》、《半李三咽》、《灌园拒相》、《食鹅呕鹅》、《蚯蚓比廉》。

  虽然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,但是一直牵引剧情发展的,是陈仲子求“贞廉”的过程,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,从而越来越弃绝人世,走向激进,也走向荒谬。

  一出一出的道德拷问之下,人世已经没有贞廉的可能了。最后一出,陈仲子梦见许多蚯蚓,其中一名蚯蚓问陈仲子,你能做到像蚯蚓一样与人无争、与地无争吗?陈仲子恍然大悟,追随蚯蚓而去。

  1990年,《陈仲子》在福州上演。那时正是福建省戏曲会演,来了许多各地的学者。演出结束后的晚上,一位学者朋友打电话给王仁杰,说中央戏剧学院的祝肇年教授睡不着觉,在房间里聚集了十来个人,讲《陈仲子》。他分析说,这个戏有十三个主题。又说,这个戏啊,是世界级的,将来可以走到海外去演。第二天早上,祝肇年离开福州之前,跟王仁杰说,你们一定要到中戏去演,我相信我们的师生是看得懂的。第二年,祝先生就去世了。关于《陈仲子》,这是王仁杰看到的唯一的知音。那次之后,《陈仲子》再也没有演出过,直到2018年再次排演。

  采访时,王仁杰和曾静萍都讲到一件事。2013年,法国MC93国家剧院的艺术总监索梅尔(Patrick Sommier)来中国选节目,他到达泉州时,《董生与李氏》剧组正准备去全国巡演,道具都装车运走了,第二天即将出发。那时曾静萍已经是梨园戏实验剧团团长了,她问,没有布景,只有服装,行不行?索梅尔说,行。于是剧组专门为他演了一场没有布景的戏。看完之后,索梅尔找到了王仁杰。王仁杰说,这个导演满头白发,很胖,他抱住王仁杰说,这是我五十年来看过的最伟大的作品。他和剧团当场签订了五年的合同。

  第二年,《董生与李氏》剧组到法国、希腊,连演八场。王仁杰一直记得的,除了待遇优越,最重要的是欧洲的演出文化,没有送票,场场满座,法国文化部长迟到了五分钟,就摸黑进来,坐在剧院的台阶上看完了演出。

  首演结束后的酒会上 ,索梅尔端着一杯酒,走到曾静萍面前,双膝跪下。曾静萍慌了,不知道怎么应对,赶快也跪下了。在旁边的王仁杰深受震撼。戏曲在中国被视为即将死去、或是正在死去的“传统”,却在他国受到如此尊重。戏曲是美的,这不是特殊的观点,更重要的是,它蕴含着非常前卫的艺术因素。此后几年,MC93剧院和梨园戏剧团合作排演了中法版《董生与李氏》。排练时,索梅尔不时跟曾静萍说,还是你们戏曲好,你们通过动作来表达情绪,而不只是站在那边说台词。他说,程式化表演,对演员来说,其实意味着更高层次的自由。

  在那之前,2003年-2007年,曾静萍参与了一个国际性的实验戏剧《环球灵魂》,她和另外四个国家的演员一起,在一个小时八分钟的片段里,共同演出。她在其中,负责演梨园戏的片段,用梨园戏的程式来表达情绪,思念的情绪,愤怒的情绪。她重现发现了梨园戏。她说,哎呀,梨园戏里,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量。

  那几年,她跟着《环球灵魂》跑了全世界几十个艺术节。有人希望她留下来,在当地教戏,她却明白了,不能留在国外,还是要回来,继续学习梨园戏。同时,她明白了另一件事,梨园戏不能停留在中国。

  在海外的表演经历,与海外艺术家的合作,让曾静萍开阔了眼界,更加确立了自信,对自己,也是对梨园戏。她也对舞台、灯光、美术、服装有了更深的理解。2015年,曾静萍作为导演、主演,推出了新编梨园戏《御碑亭》。这出戏的作者是年轻的编剧张婧婧,她看《董生与李氏》迷上梨园戏,后来去了梨园戏实验剧团工作。《御碑亭》是她的第一个作品,她从女性的视角重写了传统戏《王有道休妻》。2016年,曾静萍又帮福建芳华越剧团导演了越剧《潇潇春雨》。

  这两出小戏,都是出人意料的好。蕴藉雅致,情感动人,程式、表演似乎都是传统的,但是它使观众懂得了每个人的内心,尤其是长期被压抑的女性的内心,因此澎湃着现代的气息。或者说,传统与现代已经失去了界限,没有一处不和谐。

  《御碑亭》演出结束,大幕合上又拉开,演员出来谢幕,音乐响起,是一首台湾老歌,姜育恒的《再回首》。而《潇潇春雨》之后,是万芳的《新不了情》。观众大笑起来,却又觉得,情调上完全是对的。

  说起这两出戏,曾静萍说,剧团经费有限,自己做导演,可以省下一笔钱。而且,这两出戏都讲感情,挺虐心的。她喜欢这样的戏,只是,情感投入时,剧中人的经历难免掺杂着自己的记忆,很长时间无法摆脱,很伤。过了一会儿,她又说,“虐心的那个不是我,《朱买臣》才是我的本色。”《朱买臣》是剧团整理的一出老戏,在戏里,曾静萍把原本人们认为势利可恨的朱买臣之妻,演出了很多层次,有自私,势利,却又十分活泼可爱。

  至于谢幕时的流行歌曲,曾静萍说,这要看情况,《御碑亭》和《潇潇春雨》可以,《陈仲子》就不行了。

  2018年,曾静萍找到王仁杰,她想要复排《陈仲子》。王仁杰早已离开梨园戏剧团,到泉州戏曲研究所,并在那里退休。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梨园戏,也经常督促曾静萍。曾静萍说,王仁杰老师随时拿着刺刀在后面顶着,你下来他就蹭地一下上去了。在一篇文章里,她这样形容王仁杰:“成功会让他耸起肩膀绽放得意的笑容,失误将使他坐立不定来回穿梭,一脸凶相。并遭手机信息连篇的痛斥与指责而让人喘不过气,必须立马要给予解决的办法和措施并确定可行的时间才可,隔天他还将继续跟踪、落实,问到底方可罢休,淡然后才会阴霾扫去,重见那熟悉的音容。”

  有一种说法是,梨园戏有四个一,一个编剧,王仁杰,一个演员,曾静萍,一个评论家王评章,撑起了一个剧种。对于梨园戏,他们有情感,也有使命感,要使它活下去,繁荣起来。

  曾静萍想复排《陈仲子》,也是想给王仁杰的这部作品,留下影像资料。但这出戏不容易演,二十多年来,越剧演员茅威涛、昆剧演员黎安都曾提过搬演《陈仲子》,最后都因为戏剧性不强、情节散淡、人物难以把握而放弃了。这次,同样找不到合适的导演。王仁杰对曾静萍说,你来导吧。

  排练中,曾静萍陆续提出了一些设想。比如,将原本在台上的乐队和帮腔(歌队)放在台下两侧,设计一个可以开合的长方形台子,增加空间的层次。梨园戏向来活泼幽默,这出戏的舞台却相对沉闷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她提出,自己分饰三角,除了扮演陈仲子妻,还要演两个动物:鹅和蚯蚓。梨园戏里没有鹅和蚯蚓的程式怎么办?她引入了丑角的程式。

  排练持续了三四个月。王仁杰有时去看,他很惊讶,他一直知道曾静萍是个好演员,也知道她很聪明,但是没想到她也是一个好导演。乐队里谁走了音,谁节奏不行,她一下子就听出来了。她启发演员、示范动作,非常准确,有问题立刻改,不断探索更好的形式。经过将近三十年,整个戏活起来了。

  2018年11月,《陈仲子》到上海演出。剧场是江边的旧船厂改造而成,墙壁、地面都是水泥灰色,这是今天的时尚。来看演出的有很多年轻人,这几年,梨园戏逐渐热了起来,赢得了很多城市观众。也来了很多戏曲同行、业内人士。有人说,你也来追星啦?

  《陈仲子》的主演叫林苍晓,是曾静萍的同班同学。1980年代以来,戏曲渐渐不敌新的娱乐形式,泉州又是侨乡,商业繁荣,他们77级同学纷纷离开剧团下海,就连曾静萍也曾开过一阵服装店。现在,30个同学只剩4个还留在剧团。林苍晓个子瘦高,气质儒雅,不善言辞,但为人很好。戏迷们到泉州看戏时,都要到林苍晓家里吃饭,他做得一手好海鲜。一位上海的戏迷说,看遍了各种戏,哪有这么亲切、这么没有架子的演员?《陈仲子》的排演中,林苍晓吃了不少苦。每天排练完回家,他都开着排练的录音录像,沉浸在戏里。整出戏的难点就在于:到底应该怎么理解陈仲子?

  剧场灯灭,台上灯亮,陈仲子穿着一袭白衣出场。他和妻子拜别家人,一步步走向边缘。

  在《碎坛绝食》一出里,陈仲子夫妻隐居之后,逢国中大旱,井里无水,积了一夜,角落中才有一窟。陈仲子早起去井边,勉强打出一坛。这时荒民先后而至,井里已经没有水了。荒民们哀叹,三里路,白走了,今天回去怎么办?有人说,哎呀,看这位大哥,打了满满一坛水。另有人说,他是捷足先登,抢先一步,要怪只能怪我们自己路远。

  “捷足先登,抢先一步”,让陈仲子如五雷轰顶。这话看似理所当然,对他来说,却是严厉的道德谴责。他是不是争抢了?是不是贪念所致,断了他人的生机?而世上的灾难,全在于争名夺利,人人想要“捷足先登,抢先一步”。他思量片刻,将水分给众人,然后,打烂坛子,闭门绝食三日,作为对自己的惩罚。三日之后,他头昏眼花地摸到井边,发现了一个烂李,分三口咽下,如饮甘泉。

  另外一出《食鹅呕鹅》,山中久居之后,陈仲子回到京城探望母亲,进门时,正好遇见有人向他哥哥行贿,送来一只大肥鹅。哥哥收下了,说,正好我弟回来,可以饱餐一顿。陈仲子当然拒绝了,他质问哥哥,送礼的王大夫专事奉承,是个小人,他送来的鹅也是不义不廉之物,哥哥却收了它,何其贪酷?言语不合,他准备离开,又被哥哥劝住。陈仲子到屋内见过母亲,母亲留他吃饭,说道:为母一顿饭,难道伤了你的贞廉?酒菜上来,陈仲子在山里经年不知肉味,一顿狼吞虎咽。母亲看得流泪,只觉得小儿子可怜,哥哥却冷笑着告诉陈仲子,你吃的,就是刚才王大夫送的肥鹅。陈仲子羞愧不已,放下筷子落荒而逃,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,将鹅肉都吐了出来。

  曾静萍扮演陈仲子的妻子,一个贤良、识大体的女人。用王仁杰的话说,这个角色不太重要,就是陈仲子的跟屁虫。但是曾静萍一上台,你会忍不住看她。她并不是张扬地抢戏,只是太准确地演出了情感的韵律。当陈仲子发现那个烂李,欣喜若狂,吃了三口之后,让妻子也吃。曾静萍接过烂李,身子往后一顿,停了一秒,你仿佛听到她的叹息。无奈,心疼,全在其中。

  在《食鹅呕鹅》中,她化身作一只鲜红色的鹅,戴着面具,躲在一袭白衣的陈仲子身后,探头探脑。字幕上打出,鹅:曾静萍饰。观众席起了窃窃的笑声。鹅的动作越来越大,左右跳跃,在陈仲子腹中翻江倒海,最终翻滚而出。滑稽,也诡异。

  陈仲子的贞廉,从战国时代开始,就处于争论之中。很多人不理解他,不赞同他,后人在孟子、荀子、韩非子的批评中看到他的名字。理解陈仲子,少不了这些辩论,少不了时代的氛围。舞台上,陈仲子妻、鹅的表演,以及最后蚯蚓的质问,分别和一意孤行的陈仲子拉开了距离,形成观看这出剧的其他支点。只是,这些支点,有些是清晰的,有些大概只是直觉所致。

  今天的观众,容易理解陈仲子妻,容易理解陈仲子的批评者,却不容易理解陈仲子。演出结束之后,同行的几位第一次看梨园戏的朋友愤怒地对我说,他要追求贞廉,他要挨饿,他自己去啊!干嘛要带上他老婆?另外一些观众不喜欢《陈仲子》,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,他们觉得这是新编戏,不够“传统”。可是,王仁杰说,《董生与李氏》也是新编戏啊。在泉州的饭桌上,王仁杰说,今年从外地来看戏的人变少了,因为《陈仲子》让他们很不高兴。为什么?他摇头不说了。

  将近三十年过去,《陈仲子》还是令人困惑。它没有获得很多人期待的成功,但是,在这不够“成功”的作品里,蕴含着更深的问题。在一次采访中,法国人索梅尔说,《节妇吟》、《董生与李氏》中的女性、爱情、死亡,是艺术永恒的主题,也是人类共通的共鸣点。无论如何,今天观众的情感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就像白先勇在推广昆曲时所说,我们要找出戏曲里现代的东西,那是什么?是爱情,是《牡丹亭》。明代萌生的“情”,契合了今天人们的爱情观、女性观,赢得了最大公约数。

  王仁杰一直很关注现实,也很关心知识分子的作为。在《董生与李氏》中,他借小学生的口说: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人人见利忘义,不见真善美,唯有假恶丑,国岂不危哉!他拒绝追随戏曲界的风潮,在1980年代,他针对当时流行的思想,提出戏曲要“返本开新”,要先回归、熟悉传统,在深刻理解的前提下,再创新。由于这份清醒和对传统戏曲的信念,他才写出了一流的好剧本。

  戏曲中有最丰富的资源,它兼具文字与口头传统,在雅俗之间变换几百年,既深厚,也多样。可是,整个戏曲的发展,有太多力量在左右,王仁杰常常不同意主流意见,也常不赞同很多政策方向,自称“边缘人”,居于泉州,喝茶看戏,在朋友圈忧心各种时事。在《陈仲子》首演之后的沉寂中,王仁杰写下了一组诗《读旧稿〈陈仲子〉》,其中两句是:叹息相逢皆乱世,依然身后悖时宜。

  虽然讲战国,《陈仲子》却穿透了两千年,它很有当代性。在越来越物质、弱肉强食的时候,人们应该怎么做?是像孟子一样奋进、改变社会,还是像陈仲子一样,不与人同流合污,渐渐边缘?或是像大多数人一样,顺应时势,爬上潮头?从古至今,这都不是陌生的选择。《董生与李氏》里,董生最后醒悟过来,“书中百万兵,更做不平鸣。”勇士与隐者,向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。这是传统留给我们的遗产。

  讲述一个古代知识分子的故事,就是重新讲述他的时代,他的作为,他的想象,在故事中,与今天的观众对话。只是,传统太庞杂,今天的世界又太不一样了,关于欲望,道德,很多价值都已经改变,在不断的断裂中,人心充满了矛盾。在矛盾中,如何找出自己的故事?如何才能激活传统中那些珍贵的价值,刚劲的、自由的、亲切的、美的精神,而不再带有旧有的、陈腐的权力关系,使之成为人类世界里平等、无愧的一员?它不只是《陈仲子》的难题,热爱传统的剧作家、天才演员的难题,也是中国几代创作者共同的难题。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辩论、创作的时代。也许有一天,我们会有更好的答案。

  NoonStory致力于故事的发现和实现。我们希望集合最优秀的写作者,提供新鲜、真实、具有时代烙印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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